5月30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北京丰台新宫遗址等4项重要考古成果。

据介绍，北京丰台新宫遗址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坨头文化（夏商时期）双重环壕的聚落，遗址内大坨头文化墓葬出土了兼具中原与北方地区文化因素的彩绘陶器、玉玦、金耳环、绿松石项链等随葬品，生动再现了青铜时代燕山南北与北方草原地带文化和人群交流交融的历史。

(相关资料图)

新宫遗址发现不同时期遗迹单位300余处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宫遗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街道，地处燕山南麓古永定河流域沿岸的冲积扇平原。2022年以来，为配合丰台区城乡一体化槐房村和新宫村旧村改造项目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该地块进行考古发掘。

遗址现存范围约45000平方米，已发掘揭露约8000平方米，发现不同时期遗迹单位300余处，主要包括夏商周时期聚落、墓地及部分古河道区，兼有两汉墓葬、辽金道路、明清灶址等不同时期遗存。

商代前后聚落遗址主要包括一个由两重环壕围合而成的聚落及壕外墓地。内环壕宽12-18米，深约4米，直径约70-72米，围合面积约0.4万平方米。外环壕宽5-8米，深约3米，直径142-155米，围合面积约1.7万平方米。

内环壕内发现有大小不一灰坑、窖穴，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坑壁较规整，有袋装圜地、直壁平底、不规则形等。出土遗物有陶片、石器、兽骨等，陶器器类有鬲、盆、尊、瓮等。房址发现很少，目前发现的F1位于内壕中部偏西北，为半地穴式，内有灶迹，呈椭圆形，南北长2.84米，东西宽2.33米。

另外，在内壕接近中心位置发现一处平面大致呈同心圆形的遗迹，由内至外三圈，土质土色不一。这处同心圆形的遗迹现象，很可能具有特殊类活动性质，需要进一步展开发掘工作细致研究。

两环壕之间地带有少量房址、灰坑、灰沟、窖穴等遗迹，出土有陶片、陶纺轮、兽骨等遗物。

M77出土的扣针形带翼喇叭口金耳环。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供图

发现精美金耳环、防滑鞋底设计等

外环壕外东南部墓葬区，已发掘竖穴土坑墓葬24座。墓葬方向一致，基本为头东脚西，随葬品主要为陶器，多为素面折肩鬲、宽沿折腹盆、尊等，另外部分墓葬随葬品有玉玦、绿松石项链、红玛瑙串珠等遗物，尤其是M77出土的扣针形带翼喇叭口金耳环和M75出土的靴形足彩绘陶尊等重要文物，弥足珍贵。墓主人应是具有较高的等级身份，这批墓葬整体出土遗物丰富，为目前燕山南麓最为重要的一处大坨头文化墓地。

“这么精美的金耳环还是第一次见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新宫遗址考古负责人韩鸿业介绍，该耳环呈扣针芯带翼的喇叭口状，做工非常精美，与其一同出土的还有绿松石、红玛瑙珠等。

此外，M75出土的靴形足彩绘陶尊，十分逼真、精美。在靴形足的底部，还有9条防滑纹路。“靴形足之前还没有发现过，这是大坨头文化，尤其是燕山南地区发现的最漂亮、最精美的一件（文物）。”韩鸿业表示。

另外，该遗址还发现有晚商西周时期遗存，目前主要有灰坑、窖穴、灰沟、墓葬等遗迹。

该遗址夏代晚期至早商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属于大坨头文化。这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该时期带双重环壕的聚落遗址，填补了相关方面的学术空白，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研究增添了重要考古实证，对研究早期北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针对重点区域进行发掘，全面、深入探索遗址内大坨头文化遗存时空框架、布局和性质等学术课题，厘清西周遗存的分布范围、文化内涵和性质；进一步加强多学科合作，持续深化对考古资料的研究与阐释，探讨早期北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

陕北地区发现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高等级贵族墓葬

此次会议聚焦商代考古新进展与新收获，还介绍了河南安阳洹北商城遗址、河北商代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清涧寨沟遗址的考古成果。

洹北商城遗址“郭城”考古新发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于城市形态的认识，发掘者认为“郭城”应为城壕而不是城墙；城壕上发现的通道以及不同时期的道路遗迹，有助于进一步深入认识洹北商城城市布局；殷墟时期的大型祭祀沟叠压在城壕之上，表明晚商时期该区域功能已发生变化，是中晚商时期聚落功能演变的生动例证。

河北商代考古取得丰硕成果，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赵窑遗址为一处中商时期聚落，居址中出土卜甲、原始青瓷片、仿铜陶器、骨雕凤鸟纹笄等重要文物，根据铜器与陶器上发现“↑”形符号，推测赵窑遗址可能为商代“矢族”的中心聚落；栾城周家庄遗址为一处晚商时期墓地，发现17座墓葬，其中2座为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为河北地区首次发现带墓道的商代高等级贵族墓葬；灵寿西木佛遗址为一处晚商至西周时期遗址，发现20余座墓葬、殉牲坑和水井等重要遗迹，完善了太行山东麓冀中地区商周之际考古学文化体系；涞水张家洼遗址为一处商周之际的中型聚落，其中西周早期高等级墓葬出土各类器物300余件，显示了土著人群与西周初年新迁周人、殷遗民共存的态势。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是一处晚商时期李家崖文化聚落，在以大型夯土建筑为中心的11个山峁上，发现了大型墓葬、小型墓地、铸铜遗存等多种类型的功能区，其中7座“甲”字形墓葬，是陕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属于方国一级的墓葬，对研究殷墟时期商代政治地理架构，以及商文化核心区域与北部边缘地带的交流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通报的4项考古发现与研究，是我国商代考古与商文明研究的重要成果，更加生动地阐释了我国商代城市营建、社会制度、丧葬礼仪、手工业生产等各方面历史图景，具有重要价值。国家文物局将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框架下，持续推进夏商文明研究，推动深化多学科、跨学科合作，深刻研究阐释中华文明发展历史进程。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编辑 白爽 校对 刘军